臣聞理人之道，地著為本；
分民之要，平土為大。
故古者井田之制，必先立步畝，以正經(jīng)界。
夫受私田百畝，公田十畝，是謂什一之法。
夏氏五十而貢，商人七十而助，周百畝而徹，皆什一也。
故《春秋傳》曰：「什一者，天下之中正者也」。
其山林、藪澤、原陵、淳鹵之地，準肥磽以為差，隨厚薄而收入。
是以《春秋》譏
宣公初稅畝，謂履畝而稅，擇其善者取之，故君子惡公，以為于民已悉矣。
自廬井之壞，而王制大亂，民生失平，稅賦之法不齊矣。
漢初，接秦之暴，務安殘氓，約用省禁，益薄田租，至文、景之際，乃或三十而收一，時更盡除勿收，可謂寬約矣。
于時網(wǎng)疏而民富，百姓安樂，知重禮義，天下之刑獄幾措焉。
夫厚斂則民困，困則奸盜起而刑辟重；
輕賦則民足，足則禮義興而刑罰簡。
刑辟重，則民愁怨而思亂；
禮義興，則民安樂而思治。
思亂者，視其君如仇讎，雖箕、微之仁，不能使之安而久；
思治者，愛其君如父母，雖蚩尤之孽，不能使之動而危。
蓋厚斂起乎荒汰，薄賦由乎節(jié)用。
秦自暴政之并天下，侈心無極，恢大封域，北拓胡地，南開越境。
于是發(fā)閭左之戍，掃天下之命，飛芻挽粟，萬里轉(zhuǎn)饋，暴骸露骨，積于邊荒。
內(nèi)興功事，窮極力役，創(chuàng)阿房之宮，備六國之制，胡亥發(fā)徒百萬，以營驪山，及山東兵興，聚師待餉。
此所以收大半之賦而不足也。
漢初定天下，生人困瘁，量吏祿，度官用，以賦于民。
孝文躬修儉節(jié)，仁愛清靜，宮室苑囿、車馬服御無所增飾，有不便，輒弛以利民；
身衣弋綈，后宮親幸衣不曳地，帷帳無文繡；
惜百金之費，罷露臺而不為；
匈奴背約犯塞，令守邊備，不發(fā)兵深入，無動勞百姓；
治陵因山，不增高，器用瓦物，不藏金銀。
又親行耕籍之禮，以勸農(nóng)事，務廣儲蓄，以備災沴。
此所以三十而稅一，或盡除勿收，而國用足也。
自漢叔世，吳、魏三分，司馬氏之南渡，中原剖裂，外備疆事百役之費，內(nèi)則間以昏僻驕淫之主急征橫斂，科調(diào)雜出。
是故漢有虐政而作田畝之賦，齊有淫政而重床調(diào)之租，隋有亂政則有先期逆征之暴，唐有弊政則有青苗地頭之稅。
舊弊不革，新名日生，侵刻疲人，自取孤弱。
是何異割肌膚而滋口腹，事枝葉而剔根心？
反裘負薪，徒有惜毛之意；
斃人以梃，不知罪歲之非。
剝斂之名，可謂窮矣。
國家接衰唐之頹綱，經(jīng)五代之亂軌，平四方之僭閏，立一王之法式，其橫出之算，無名之征，革其弊者多焉。
比在先朝，定民田之租，考地之肥瘠，制賦之重輕，裁使平均，本于寬約，利人奉國，誠為中典。
夫古之田制，有賦有稅，稅以待郊社百神宗廟之祀，天子奉養(yǎng)百官祿食之給；
賦以供車馬甲兵士徒之役，充實府庫賜予之用。
今夫車馬甲兵之資，士徒之眾，皆縣官素具，不復籍于民。
大率中田畝收一石，輸官一斗，畿甸之外，歲供兩稅，無他課調(diào)。
則是今制賦之法，抑已簡而有經(jīng)矣。
至如山原之地，或入稻粳之物；
陂澤之鄉(xiāng)，或有縑綈之稅。
舍其所有，責其所無，農(nóng)人供之，其費自倍。
有者半價而賣，亡者倍稱而取，使乘利估販者得操其奇贏，此商人所以兼并農(nóng)人，農(nóng)人所以重困也。
誠依古制，均定壤賦，隨地所產(chǎn)，因民所工，省其雜名，專為谷帛，除折準之令，去錢刀之目。
如此，則國之經(jīng)入如故，民之輸出有常，利歸于誠農(nóng)，權(quán)奪于富人，上之德澤加于百姓，民之頌聲興于天下，可以制梃而鞭撻歷世之暴君污吏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