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甫三十七歲在長安，作《贈韋左丞丈（濟》二十二韻》自述詩學云:

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。

王安石以為這是杜詩所以能“妙絕古今的原因（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卷十四引<東皋雜錄》）。杜在贈答交游各篇中，也時時提到讀書，如《鄭典設自施州歸》云：“群書一萬卷，博涉供務隙?！?span style='color: #001754;'>《可嘆》云：“丈夫正色動引經(jīng)，酆城客子王季友，群書萬卷常暗誦，孝經(jīng)一通常在手?！边@是獎譽友人的。《柏學士茅屋》云：“古人已用三冬足，年少今開萬卷馀……富貴必從勤苦得，男兒須讀五車書。”這是勉勵后輩的。

唐代文人都以博涉典籍相高，這風氣盛于武后時；《通典·選舉典》（三）引沈既濟的話：

武后君臨天下二十馀年，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進，因循日久，寖以成風；至于開元、天寶之中，父教其子，兄教其弟無以易業(yè)；大者登臺閣，小者任郡縣，五尺之童，恥不言文墨焉。

這說明“利祿之途”對文人的影響，《通典》這段話可為杜甫“富貴必從勤苦得”兩句作注解。

由于宋人說杜詩“無一字無來歷”，后來如仇兆鰲作《杜詩詳住》引三部書注“無食無兒一婦人”一句白話詩，這原很可笑（“無食”引賈誼《新書》，“無兒”引《晉書》，“一婦人”引宋玉《神女賦》）；但杜甫作詩也確曾費心力于此；《劉貢父詩話》嘗疑心他的“功曹無復漢蕭何”是誤用典故，王定國和杜修可引《高祖紀》注及《吳志》證其不誤；羅大經(jīng)《鶴林玉露》不解“色難臭腐食風香”句的“食風香”三字，后觀佛書“凡諸所嗅，風與香等”，意少陵用此。我們看他作《謁文公上方》、《金華山觀》、《牛頭寺》、《兜率寺》諸詩，皆多用佛典，贈僧各詩亦然（如《贈贊公四首》、《別贊上人》等），知其不但寢饋經(jīng)史，也熟于佛典。那時書籍還少刻本，杜甫又終身轉徙江湖，不可能多攜卷帙，其早年績學之功，于此可見。《舊唐書》稱柳仲郢：

廄無名馬，衣不熏香，退公布卷，不舍晝夜。九經(jīng)三史一鈔，魏晉以來南北史再鈔，手鈔分門三十卷，號《柳氏自備》。又精釋典，《瑜伽》、《智度》大論皆再鈔，自馀佛書，多手記要義，小楷精謹，無一字肆筆。

此足見唐人記誦之功及好讀佛書的風氣。

六朝文人讀書不多，《顏氏家訓·勉學篇》譏笑當時學人不知先儒中有王粲。而那時的博學家如顏之推、顧野王、劉孝標等，則不以其學入詩；今傳諸人詩篇，只是擬樂府艷體之類；何承天號稱博通古今，今亦只傳《鼓吹鐃歌》十五首；惟庾信《詠懷二十七首》《和張侍中詠懷》等，多用書卷，在六朝詩人中算最為突出了，若論醞釀之功，還不能望老杜。

不過老杜的文學成就，卻不盡由于書卷學力，更主要的是由于他的生活閱歷和他有“窮年憂黎元”的精神。明代王嗣奭評杜詩有云：

如《三吏》、《三別》諸作，非親見者不能為；然在他人，即親見亦不能為。

這三句話很有見地。“非親見者不能為”是說他深于生活閱歷；“然在他人，即親見亦不能為”，是指他的思想情感，也關合他的學力修養(yǎng)。寢饋書卷深于學力的人，往往淺于實際生活的體驗；而老杜《三吏》《三別》這類大作品，實是生活和學力的統(tǒng)一。

我以為，若把《自京赴奉先縣詠懷》和《贈韋左丞丈》里的兩句話寫在一起，作為杜詩的贊辭是：“窮年憂黎元，下筆如有神?！边@樣割裂原文，原不很妥當，若就杜詩思想內(nèi)容說，這比老杜自己說的“讀書破萬卷，下筆如有神”，也許會是更真實一些吧？